立法机构绝对是法家里程碑式的进步。老秦的变法成功固然是他的追求，完善立法过程、填补法家空白难道就不是麽？他是卫鞅，思路活跃的法家卫子啊！

　　卫鞅郑重其事的提出加上白栋的背后支持。嬴渠梁和满朝臣子自然是喜闻乐见，于是一个以嬴渠梁挂名、白栋、卫鞅、甘龙、杜挚为常设立法大臣的立法司就这样成立了，这与希腊人的议会、罗马人的元老院有很大不同，立法司只是从事立法、法令解释工作，是对君主的补充完善而非对抗，司寇处和卫鞅的变法活动仍然相对独立。彼此间并没有隶属关系。

　　立法司的建立让白栋轻轻松了口气，这个想法其实他早就有了。一来是忙于诸事未曾得闲、二来对于封建时代的王权、君权总有种莫名的恐惧感，认为这件事的推行会非常复杂、要做很多准备，却忘记了他此时已是连嬴渠梁都要避让三分的白子；也忘记了这个时代的诸子和国君都在苦苦寻找治国良药，比起儒家墨家提出的治国思想，完善立法、令立法与执法相对独立其实更靠谱一些；更忘记了早在三百年前，管仲就曾经做过这种事。只不过管仲为了快速集中权力，将立法权收于自己一身而已，虽然换来了更高的效率，却无法培养起一个具有生命里的立法机构，等到他一死，齐国又陷入立法执法不分的混乱状况，经常是君主早上拍拍脑袋就能发布一项法令，到了晚上感觉不妥，就可能收回来，而且在执法中遇到问题，更没有权威机构加以解释，很容易造成‘执法错误’和‘异相执法’。

　　为了表示对立法司的尊重，卫鞅很‘慷慨’地二次变法的内容提交立法司审查了，其实二次变法的内容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，不过立法司会对法条做出一定的解释，例如在推行中受到最大阻拦的‘改风易俗’法令就会首当其冲；首当其冲的结果不是改变什么，而是更合理、更科学的执行，对卫鞅的执法工作其实是利大于弊的，而且在这次‘司法解释’的过程中，执法力度和方式方法将更条文化、科学化，简而言之就是在推行过程中不可以‘反人民、反社会’，例如白栋提出的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别样对待，这是要写入解释的，对违反法令者的惩罚，也在解释中规定了‘劳役刑’和‘罚金刑’，只要反对者不是结党成社、恶意攻击老秦国府煽动判乱的，刑罚都不可牵涉人命！

　　这样的改变让儒家墨家农家工家奔走相告弹冠相庆，先秦时代的百家分野太过清晰了，要治国变法首用法家，可法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执法过于严苛，立法权往往集中于变法者一人，如今白栋借解决公子虔之事，以白子威势相加，才让卫鞅耐下性子认真思考法律的真正目的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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