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钱粮恢复元气,一旦缓过劲来,继续反叛,屡抚屡判,这样的教训还少吗?这就是现在陕西流贼遍地的原因。”此言一出,底下一些官员心中不由腹诽,过河拆桥的东西,没有杨总督提拔你还是个小小督粮道,在这里指责恩主老上司,做人也忒不厚道了些吧。剩下的一部分官员却轻轻点头赞同。
其实,在朝堂之上,那些清流士大夫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。他们认为,“流寇”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,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,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,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,以至于不可收拾。因此,在主剿派的心目中,杨鹤成了众矢之的,被视为罪魁祸首。
但其实,大家也是冤枉了杨鹤,他本人也并不是一味招抚,是秉承着以剿为辅助,招抚为主导,要不也不会跟吕世狠狠的在延川打了一场恶仗,而后又回到米脂,和高迎祥再打一场,他希望以这种打击做条件,压服各地杆子,再行招抚。招抚之策,其实也是为着这个大明,也是无可奈何下的办法。
崇祯初年二月,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,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。
杨鹤抵任以后,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,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,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,官军疲于奔命,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。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。另一方面,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,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,穷于应付。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,杨鹤才提出了招抚为主、追剿为辅的方针。
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,帮助农民复业。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,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,**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,所以说“利莫大焉”。如果一味主剿,把钱用于军费,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,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,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,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,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,剿局既不易结,后患也更加严重。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。
但屡抚屡判也是有原因的,皇上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,略加赈济,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,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“良民”。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,反而加紧了压榨。崇祯二年七月,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,建议以九分为率,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融。
三年九月,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,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,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,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,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“免死票”回到家乡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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